聲明
本篇原文為Sarah Pink、 Harry Ferguson 和 Laura Kelly三人所撰寫的〈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 in COVID-19〉一文，該文發表於Anthropology in Action期刊第27期第三卷頁27–30，原文引用格式與原檔如下（依照CC4.0引用）。本文在2021.6.21取得Berghahn Books出版社授權，並依照出版社要求標註首次出版來源。
This transla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publisher Berghahn Books on June 21, 2020, and follows the publisher’s requirements, cite publishing source.
Citation：Pink, S., Ferguson, H., & Kelly, L. (2020).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 in COVID-19, Anthropology in Action, 27(3), 27–30. Retrieved Jun 27, 2021, from https://www.berghahnjournals.com/view/journals/aia/27/3/aia270306.xml
前言
本篇文章為作者三人所共同進行的 project ──兒童保護和社會距離計畫（Child Protect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project）的一部分，這個計畫在COVID-19期間，針對英國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變化進行的相關研究，他們也提出了很多相關的建議，可參考該計畫網站。該計畫有在 英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BASW） 發表過，並且投稿並出版了幾篇疫情相關的 文章 （2021.05.11才整理的，非常新），裡面對於如何結合數位工作，並且將社會工作者的感官、評估能力延伸到網路上，有非常有趣的討論，強烈大家點進去看。
會想介紹/翻譯這一篇文章給大家，主要是他點出了許多社工對於科技產品的印象：無法達成原有的評估，認為數位通訊是有距離感的。但也有社工可覺察到運用數位通訊可能達到一些實體見面、家訪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形成另外一些親密的互動關係，這是值得研究的。希望可以透過這篇文章和相關文章閱讀，讓一線社工可以運用科技工具在社區裡形成不一樣的服務，而不局限於物理/虛擬的二分，更進一步的去揉合這些事物，在疫情所打破的既有服務中裂縫中，發展出不同的工作方法，包含文中所使用的人類學觀點，以及數位社會工作（digital social work）。
Sarah Pink 則是人類學背景的設計系教授，我對於社工如何與設計學門合作有很高的興趣，特別還是用人類學取向的方式。值得介紹的是 Harry Ferguson 教授，這位教授擅長質性研究，也擅長撰寫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和民族誌（ethnography）。有趣的是，他是少數研究「家訪」的學者，有中國網友翻譯了他的一篇研究〈 Making home visits: Creativity and the embodied practices of home visiting in social work and child protection〉 放在網路上（翻譯連結），但還滿推薦大家查查看他的文章。包括對於家訪的細緻描寫、社會工作者怎麼在實務運作他們的判斷、思考、一舉一動，以及物質怎麼樣成為社會工作者評估與處遇的一環，都非常引人入勝。
2021.06.28 更新 稍早 Sarah Pink 教授有推薦了他們新的文章〈Digital social work: Conceptualising a hybrid anticipatory practice〉，如果你對數位社會工作有興趣，可以查詢這篇文獻。 Pink, S., Ferguson, H., & Kelly, L. (2021). Digital social work: Conceptualising a hybrid anticipatory practice.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https://doi.org/10.1177/14733250211003647
【翻譯全文】COVID-19 中的兒童保護社會工作──對家訪和數位親密關係的反思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 in COVID-19 — — Reflections on Home Visits and Digital Intimacy
Sarah Pink、 Harry Ferguson 和 Laura Kelly
摘要
本文匯集了數位人類學和社會工作學術，以創建日常數位親密的應用人類學。兒童保護社會工作（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涉及在他人的私密空間中工作，在這個空間裡，感官和情感參與的模式與專業意識和標準相結合，以定義和框架對複雜情況的敏感理解。在 COVID-19 疫情中，社會工作實務在一定程度上對於遠距離工作感到退縮，即社會工作者在家中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數位互動，同時尋求建立與原有方式具有類似影響力的親密模式，以及對這件事的理解。我們從 COVID-19 期間進行的「社會工作和兒童保護」研究中的案例，和數位親密人類學結合起來，以研究對數位社會工作（digital social work）實踐新模式的影響。
關鍵字：兒童保護、COVID-19、數位人類學、數位親密、家訪、社會工作
‘Rose’，孩子們的媽媽，讓我們進去家中了。一進家門，一隻拉不拉多大小的狗就撲到了社工Angelina身上。在客廳，Angelina坐在扶手椅上，和兩個孩子說話。五歲的Suzanna 立刻穿過房間，依偎在 Angelina 身邊，往後倒進到她腿邊的空間，半靠半坐在腿上，社工輕輕地摟著她。訪視過程中，孩子和社工有五個特殊的時刻，包括談話和一些遊玩互動，例如玩社工的車鑰匙。當 Angelina 決定走進廚房，避開嘈雜的電視，然後一個來較年輕的成年手足進來時，他們之間的肢體接觸互動的章節就結束了，這樣她就可以和父母談談她對「疏忽需求的」家庭環境和性侵害的擔心。九歲男孩坐在電視機前的地板上，社工告訴他（社工進屋以來不是第一次這麼說了）這會傷害他的眼睛。臨走前，社工上樓確認了孩子們的床鋪和臥室的狀況。她認識這個家庭已經 15 個月了，並且在稍後解釋了過去探望時是如何的不舒服，尤其是因為 Suzanna 爬過她的全身。就在依偎在社工身上之前，當我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上時，Suzanna 非常靠近我然後問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她，社工又再次的重複了我剛抵達的時候解釋過的那些，就是我在這裡看著社工如何跟孩子一起工作的。
在執行兒童保護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會面的主要場所會是服務使用者的家。如上述的片段所示，家訪涉及了與家人的親密空間、身體和感官、物理和情感世界、技術和非人類伴侶等等事物的密切接觸（Ferguson，2018）。COVID-19 危機擾亂了這些既有的做法，並給政府、社會工作領導者、管理者和兒童保護實務工作者帶來了特有的挑戰。正如我們之前的研究中所描繪的小片段揭示的那樣，達成兒童保護工作的一個關鍵方式是讓社會工作者接近兒童，尤其是在家訪中，並通過讓工作者自己沉浸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來幫助父母。 ( Cook，2020 ; Ferguson，2016 ; Ferguson 等人，2020)。兒童保護社會工作涉及在他人的私密空間中，在那裡感官和情感參與的模式與專業意識和標準相結合，以定義和框架對複雜情況的敏感理解。在 COVID-19 危機期間，社會工作者避免感染、傳播病毒等等風險的一種方法是使用數位通訊技術在自己的家中工作，進行他們以前在服務用戶家中親身到場完成過的那些工作。（Miller，2001)，家是一個私密的地方，充滿親切和舒適感，透過社會的、跨物種的、感官的、物質的和技術的環境過程之下的日常作息與活動綜合而成 （Pink 等人，2017）。家並不總是一個「安全的空間」，但家是一種感覺──一種在較少良善元素圍繞時可能產生的感覺。因此，家（Home)和房屋(House)之間的對應關係不一定是直接的，而且 COVID-19 #stayathome 的Hashtag訊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將家和房屋混為一談，同時破壞了房屋內構成的家（the home that was constituted within houses）。雖然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待在房子裡和自我隔離是兩個必要的措施，但這兩個措施和家庭概念的關連很複雜的。居家工作（WFH）可能涉及嘗試在空間環境中執行專業勤務，在這些空間環境中，構成家庭以及專業認同的感覺、日常生活和親密關係重疊或衝突。以人類學方式進行設計思維，這是人們創新或即興發揮的地方，以應對這些情況和與之相關的突發事件。正如人類學研究表明的那樣，當健康照護工作者進行到宅服務時，專業精神的價值和親密關係是偶然和流變的 — — 例如，當社區護理人員出於對案家的尊重而修改了他們的個人防護裝備 (PPE) 像是將他們的鞋子脫掉 ，或切下手套的指尖部分，以更好地執行臨床程序（Pink 等人，2015）。在兒童保護社會工作實務中，家訪同樣涉及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使用者家中進行專業工作。同樣，他們感知和融入家庭中社會的和物質的關係構成的親密關係，這種能力是他們專業實務的基礎。而且這些不同的方式，和這趟家訪旅程（Pink 和 Leder Mackley，2014）如何使數位人類學家貼近研究參與者在家庭環境中的感官和情感認知方式，兩者之間生了共鳴。
然而，數位人類學家也強調數位通訊技術在產生遠距離親密關係中的作用 ( Madianou and Miller，2011 ) 及這些技術在家庭日常活動的感官、情感和社會關係中的相互糾纏 ( Pink 等人 )，而媒體學者們注意到觸覺 ( Parisi 等人，2017 ) 和數位媒體的感官 ( Groot Kormelink 和 Costera Meijer，2019)。我們與社會工作者探討了在 COVID-19 的脈絡下，他們如何使用數位技術代替家訪來和一些家庭工作。因此，我們探討瞭如何通過這些實務工作去構成新的數位親密模式，以及社會工作者的學習和認識的模式是如何透過經驗這些親密並且融入新的實踐中。
數位社會工作新實踐的一隅
（A Glimpse of New Digital Social Work Practice）
現在並沒有居家工作環境的線上社會工作實務可以參考的樣板。在封城期間，參與我們研究中的的社工們透過在他們自己的家中進行電話和視訊通話來達到創新。其中一個例子是：一位社工與一個移民家庭一起工作，這個家庭的成員在與在海外家族進行數位通訊的經驗十分豐富，這種案例中顯示遭遇是如何出現的。這個社工描述了她如何尋求與他們的嬰兒接觸，以了解嬰兒的身心健康、環境等等的福祉狀況：
我其實不是一個習慣肢體接觸的人，但是和嬰兒一起……所以這是我透過視訊交談的嬰兒，而且我發現自己非常非常接近螢幕，所以我的臉真的變得超級無敵巨大，而且開始做一些很浮誇的手部動作，昨天那個小朋友真的對這個有反應耶，他邊笑還發出一些小朋友的聲音。爸爸媽媽也有幫忙我：他們把手機舉得離小朋友很近，這樣小朋友就能看到我。而且我認為就我跟這些家長一起工作的方式而言，這和我跟他們在同一房間裡，或是我在電話的另一端，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但我想 [那個] 跟嬰兒有關的是臉部表情、眼神接觸和特寫鏡頭，以及，你知道，通過撫摸他們的手或撓他們的臉頰來引起他們的注意，我更傾向於在家訪中做到這一點，這才是真正的區別：也許讓他們玩玩具。
社工談到了親近感（proximity）、視訊通話在視覺上的親密感（the visual intimacy）以及她感受到的與嬰兒的情感互動，但擔心其他感官互動模式是缺乏的或不可能的，尤其是無法實踐肢體上的親密感（physical intimacy）和與這種對於家庭是否失能的不確定性：
你知道有時候那些嬰兒，你確實聞到一些味道，或他們看起來很乾淨但你知道你可以聞出他們可能沒有洗澡，他們可能換過尿布，這些全部的區塊都是我評估中的一部分，然而我現在無法在對這些事情有任何的看法，我依賴其他專業工作的資訊，因此健康訪視人員、醫事人員，以及任何與孩子曾經共處一視或直接接觸過的人，看看是否有任何問題或值得注意的事，這將進一步為我的評估提供資訊。因為很明顯這是一個整體的事情，你會對這些事情會有整體的概念，我們參與其中是因為他們[父母]之間的這種衝突，但是這個孩子的整體情況是什麼樣子呢，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但你就是沒有這些。
雖然社會工作者的敘述經常指出他們如何經驗到螢幕限制了他們接近人和家庭本身的能力，但與他們親自家訪所達到工作成果相比，有些人已經經驗過數位通訊能夠實現更親密的參與。當通過這些螢幕進行交流時，孩子們有時會透露更多他們的生活，並以一種不同的、更有趣的方式講述他們的經歷。正如另一位社工詳述了她進行線上個案工作的整體初步經驗，這與孩童去主導電話和控制視訊通話有關：
如果你讓他們去另一個房間，他們會照做，或者他們就在家裡隨意走走。如果你說：「哦，讓我看看你的房子，讓我看看你剛剛在做什麼」，他們會給你看照片或談論他們一直在做什麼，或者帶你去看看他們的臥室，而父母可能會跟在後面，但他們會在後面熱切的對話，他們通常會這樣作。我認為像是使用 WhatsApp 這樣的通訊方式，這有點像是他們會擔心，有點像，因為他們透過電話在交談，幾乎就像他們不是直接與你講話，而是在對著電話說話。你知道，特別是對於那些被告知不可以和你說話的孩子，這可能是我們將來可以使用的一種媒介，因為他們實際上並不是在和你說話，他們是在對著螢幕說話……當我們在家拜訪他們時，特別是如果他們特別難以交談，那麼你會從[觀察]他們的行為中獲得更多，但你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說話；很多孩子喜歡對著螢幕說話，然後他們發現手機是可以互動的。你覺得這是可行的嗎？ 你可以跟他們一起看書、跟他們在電話上進行一些事情。
應用數位人類學（Applied Digital Anthropolog）
像是智慧型手機等等的這些通訊技術是「每日生活中平凡無奇的親密關係」的一部分；這些通訊技術用於每日問候、保持聯繫、在物理上分開時體驗「在一起」的感覺（ Hjorth 等人， 2018 ）。以上，我們重點介紹了三個社會工作實務的例子，描述了這些研究者觀察到在居家環境中社工的實務狀況，以及兩個社會工作者描述了他們如何透過視訊通話，尋求產生類似的親密模式。這些跨國家庭關係中的數位親密被人類學家記錄下來，這些數位親密是從社會面和制度面上來說，與透過社工的視訊通話產生的親密有所不同，但現有個人到數位親密的新興專業模式之間的連續性（the continuities between existing personal and emerging professional modes of digital intimacy）具有啟發性。對於參與我們研究的社工來說，數位技術在他們試圖評估的家庭環境時，提供了有幫助但不完整的一些感官體驗。數位親密不能取代實際上的接觸，因此要了解數位親密是如何在社會工作實踐參與其中，我們需要解釋數位親密所產生新的、替代的親密模式，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些模式來評估兒童的情況。
COVID-19 導致了突發的混亂，以及這些因在家工作（WFH）和進行數位化交流而缺乏原有的熟悉身體體驗，使社會工作者渴望和服務使用者有實際接觸和或是不同形式的親密，像是能夠抱著尋找幫助的孩子。這可能導致了對於線上接觸的過度負面評價，以及社工造就的一些數位親密，其中一些是面對面時無法達到的。雖然虛擬家訪有其局限性，但應用數位人類學方法提醒我們數位親密在當代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鼓勵我們探索在虛擬家訪中是如何產生數位親密，為一些孩子、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提供親密、有意義和有幫助的交流方式。這些洞見幫助我們思考數位親密，透過描繪新模式創造的可能性，如何了解他們的服務對象和接觸服務對象的新模式，數位親密的概念在未來如何拓展社會工作實務。在 COVID-19 之後，至少對於一些家庭和兒童來說，一種混合方法似乎是可取的，這種混合方法是社會工作把面對面的工作方法和數位親密結合在一起。
致謝
本文的寫作是基於我們的研究，這份研究由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ESRC）資助，資助編號： ES/V003798/1，作為兒童保護和社會距離計畫（Child Protect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project）的一部分：提高社會工作者在 COVID-19 疫情期間保護兒童安全的能力。我們非常感謝地方政府、管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家庭支持工作者和這些家庭的慷慨，允許我們能夠在本研究中觀察和訪問他們。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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