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 Wolf（譯者：陳懷恩）
譯註：本短評〈Social Work and Speciesism〉原刊於NASW於2000年一月出版的期刊《Social Work》第45期 第1卷，於2020/4/17獲得原作者David B. Wolf 翻譯為中文並進行不營利刊登。雖然是二十年前的短評，但仍然可以作為討論動物納入社會工作考量的初步讀物，短評簡略提到了物種歧視［1］、重新審視環境的定義、解放壓迫的延伸思考、道德倫理的考量，值得大家閱讀。
原文網址：http://satvatove.com/Articles/Social_Work_and_Speciesism_with%20_letters_12-26-12.pdf
感謝 友人 黃珮蓁、Joyce 協助譯稿
簡·亞當斯（Jane Addams，1940年）可以說是現代社會工作的創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Jane Addams曾談論促使她投身於造福他人福祉以及成立赫爾館（Hull House）的動力，她寫道：「筆者曾經看過最華麗的西班牙式鬥牛，讓我十分意外且震驚的是，我發現自己以一種相對冷漠的態度，看著五隻公牛和更多的馬被殺害。」（第85頁）。Jane的同伴立刻就被這些無謂的殺戮給嚇壞了，但對於這場流血事件，Jane當下並沒有想太多。然而，那天後來「我開始有種自然且無法迴避的反應，我深感懊惱，彷彿自己被判有罪，不僅因為這是個令人噁心的經歷，還因為這個經驗揭露的整個道德困境…… 在經歷了一場鬥牛比賽后，道德上的反應無非是向我揭露：我離崇高的慈善路途還很遠，而是被束縛在自我追尋的落後之中。[2]」（第86頁）。
也許Jane Addams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畢竟，《 NASW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NASW，1996年）將社會工作專業的主要使命定為「增進人類福祉並幫助所有人滿足基本人類需求」（第1頁） ）。這裡沒有提到牛、馬或任何其他動物。也許 Jane Addams 因動物受苦而產生的感覺是被誤導的情感。又或者，Jane Addams 對動物的關懷，可以作為現今社會工作者的重要典範。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中的「環境」一詞、受壓迫族群
Social Work, the Environment, and Oppressed Populations
Meyer（1981）討論一些有毒的「主義」（-ism），例如鑲嵌在美國社會中的種族主義（racism）、性別歧視（sexism）、年齡歧視（ageism）、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和軍國主義（militarism）。這些主義具有一些性質，傾向於邊緣化那些不服從其所屬群體規範的人。Witkin（1998）認為對邊緣族群的關注是決定社會工作專業的要素，並指出我們一定要考量到這個專業服務不到的族群。在此建議，本專業應至少考量物種歧視的議題。物種歧視（Speciesism）是基於物種的歧視，促使社會工作者去反思和討論：基於物種的差別對待是否正當的？此外，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是理解並尊重每個人有其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價值（NASW，1996）。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我們對待其他物種的方式，例如在屠宰場，是否與我們的尊嚴感和自尊心有關？
許多研究者（Berger，1995； Berger＆Kelly，1993； Hoff＆Polack，1993； McMain-Park，1996）都強調了社會工作者意識環境議題並參與其中的重要性。Berger 將環境破壞描述為「對我們社會福利的最大威脅」（第443頁）。動物是我們環境的重要組成元素，也是維持生態平衡的關鍵因素。因此，人在情境/環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的取向，有必要去關心我們對待動物的方式。
我們對待動物的方式和環境完整性之間存在許多關連；這些涉及的議題有飢餓、貧困和戰爭等問題。Toffler（1975）提出，解決世界糧食危機最實際的希望是限制食牛肉，這將少了數十億噸穀物的浪費。Ehrlich 和 Ehrlich（1972）的報告指出，生產一磅肉所需的水量是生產一磅小麥所需水量的40至100倍。Altschul（1964）指出，就每英畝的卡路里單位而言，穀物、蔬菜和豆類飲食所能支撐的人口是肉類飲食的20倍。辛格（Singer）（1990）寫道，美國肉類消費一年減少10％，將釋放出約1200萬噸穀物供人類食用，並補充說，富裕國家中因屠宰動物所浪費的食物總量如果經過妥善分配，足以消除全世界的飢餓和營養不良。長久以來，人們早就知道為了肉食而大規模屠宰動物是很不經濟的。 在柏拉圖的《共和國》（1942）中，蘇格拉底推薦蔬食，因為蔬食可以使一個國家發展出最智慧、最有效地的農業資源利用方式。他警告說，以動物為食會需要更多的土地來放牧，這將導致國家之間因有限的土地資源而發生戰爭。
儘管有人認為社會工作本質上只和人類有關，卻有強而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虐待動物與反社會行為之間存在關連，包括對生活在社會邊緣次群體的壓迫和迫害。Boat（1995）斷言，有必要進行研究，將對動物虐待與兒童虐待連結一起，因為對動物的暴力行為往往存在於對兒童的暴力行為中，而兒童時期對動物的暴力行為也透漏了這位兒童未來暴力行為的由來與資訊。Wax 和 Haddox（1974）發現有無動物虐待行為是預測青春期男性的暴力行為的關鍵因子。Kellert 和 Felthous（1985）發現，侵略性罪犯童年時犯下的動物虐待比非侵略性罪犯明顯更多，也比非罪犯多，他們建議將童年時期對於動物的暴力行為視為未來侵略性犯罪的潛在指標，並認為社會應鼓勵以養育的態度來面對動物。Miller 和 Knutson（1997）發現，相較非犯罪人口，在監獄中的人似乎在兒童時期就已經暴露在有動物虐待的環境之中，而 Ressler、Burgess、Hartman和Douglas（1986）發現，動物虐待是一種性侵害殺人犯的普遍行為。Besharov（1990）描述了一位兒童遭受嚴重情緒虐待的案例，該兒童「整個童年時期（目睹了）許多虐待行為，包括看著父親用子彈把一個裝有新生小貓的紙袋射出許多洞」（第2頁）。這種對小貓的虐待行為被公認將反映與導向情緒及行為的異常與缺陷。也許我們應該思考對其他幼年和成人物種（如牛、羊和雞）的類似虐待行為，也會對精神產生類似的影響。
我在搜尋了幾個資料庫後，包括Sociofile，Psychlit，PsycINFO和Social Work Abstracts，我發現在社會工作有關的討論中鮮少提及物種歧視。當我們考慮到社會工作關注於被差別待遇和被壓迫的族群，這種缺乏討論物種歧視的狀況是令人好奇的。
其他領域對物種歧視的討論 Discussion of Speciesism in Other Fields
心理學領域大量討論了動物權利和種族主義，涉及的議題包括：同理心的發展（Shapiro，1990）、對患者的靈性和宗教信仰的考量（Mitchell，1993）、減少人類的侵略性（Ulrich，1992），以及僅為了滿足人類慾望而使另一個生命受苦這類的許多倫理與道德問題（Bowd＆Shapiro，1993； Mitchell； Ulrich，1991）。Peek、Bell、和 Dunham（1996）研究了女性整體對動物權的支持、具備關懷和養育的關係取向，以及女性經歷結構壓迫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不論男女，平等的性別意識形態和對動物權理念的涉入度有關。許多社會和哲學的學科都已經認知到動物權議題的重要性了，例如法律（例如，Francione，1996；McCarthy，1982；Wicklund，1997），倫理和道德（例如，Beauchamp，1997；Dombrowski，1997；Pluhar，1981；Regan，1982；Singer，1990）。正如其他學術和社會場域等等範疇所證明的那樣，動物權利顯然是一個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因此必須留意社會工作界對這個問題的忽視。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建議去討論動物權利和物種歧視在社會工作中應有的位置。當然，作為個人價值的表達，一些社會工作者是素食者（vegetarians），或致力於反對動物實驗，或參加其他方面的動物權利運動。本文建議將物種歧視（speciesism）議題作為該社會工作這門專業的基本元素之一。
倫理與物種歧視 Ethics and Speciesism
儘管本文並未對物種歧視及相關後果的哲學論點進行闡述，但透過簡要的敘述來開啟社會工作領域中對此議題的討論。Singer（1990）認為，我們沒有正當的理由去拒絕將平等原則的考量擴及到其他物種成員身上。一個反對動物權利的常見論點，就是主張人類具有較高的智能或是智能的展現，如語言。作為回應，可以注意到，比起許多在人類社會中經常被殺死的物種，在任何意義上，人類嬰兒都擁有更少的智力。當然，也可以說人類嬰兒的智力潛能比任何動物都來得更高。但是，有些人類並沒有這種潛能，例如患有嚴重智能障礙的人，很不幸地，贊成剝削其他物種的論點同樣也贊同剝削這些人，就為了滿足我們自己的欲望 Singer 問道：「如果一個人擁有較高的智能，並不代表他能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另一個人，那麼這又如何使人有權利為了同樣目的而剝削非人類物種」（第6頁）？
有時有人主張，動物不像人類一樣會感到疼痛。但是，使我們能推斷人類受苦的外部症狀，在其他物種身上也能夠看到，例如扭動、面部扭曲、哀鳴或其他形式的哭喊，以及避免引起疼痛的嘗試。此外，這些動物的神經系統與我們的很相似（Singer，1990）。Singer 引用了著名的神經學家 Lord Brain：「我個人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承認我的人類同胞擁有心智而動物沒有。」（第12頁）。
當然，這些主題提出了許多複雜而微妙的哲學議題，但僅因為這些生物不是智人的物種成員而否定其生命權，至少這在倫理上就有疑慮，社會工作者應為了自身與專業的使命而研究此議題。Regan（1982）寫道：「造成動物受苦受難的原因，不能只是因為我們喜歡肉的味道，或是辯稱被飼養的動物通常能過上愉悅的生活，並且以「人道」宰殺，也不能確保牠們的權利不受到侵犯，包括生命權。」（第1頁）。
奴隸、女性主義、物種歧視（Slavery, Feminism, and Speciesism）
奴隸制度中對人類施展的征服也許是最惡劣的壓迫形式，許多思想家已經意識到奴隸制與物種歧視之間的關連。
Alice Walker（引自Spiegel，1988年）寫道：「世界上每種動物的存在都是其來有自。這些動物不是為了人類而生，就像黑人不是為了白人而生，或是女性不是為了男性而生。」（第10頁）。Humphrey Primatt 博士（引自 Spiegel ）寫道：「痛苦就是痛苦，無論是施加於人或野獸； … 白人…沒有權力能憑自己的膚色而去奴役和殘暴的對待黑人… 出於同樣的原因，人生來就沒有權力去虐待和折磨一隻野獸」 (第13頁). Harriet Beecher Stowe、Frederick Douglass、Abraham Lincoln 以及其他許多參與反奴隸制的人，均向動物權利以及細膩對待動物的理念對待表示同情，特別是因為虐待動物和人類虐待之間的關連（Spiegel）。
Dick Gregory（1973）指出，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的領導下，他徹底致力於非暴力，這個奉獻帶來的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殺害。他不僅將這種想法應用於戰爭、私刑、暗殺和謀殺，還涉及為飲食或運動而謀殺動物（比如打獵）。Gregory 堅信殺害動物是不道德和不自然的。Isaac Bashevis Singer（1971）講述了一個虛構人物赫爾曼的故事：「赫爾曼經常目睹動物和魚類的屠殺，他總是這樣想：從這些人對待其他生物的方式來看，所有人都是納粹分子。」（pp 256–257）。許多其他的社會改革家和進步思想家主張，人類應該停止對動物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些行動與人類以暴力侵害其他人類之間的關聯（Hill，1996）。Hill 寫道：「我與梭羅、Shaw、愛因斯坦和甘地等人一樣，我們堅信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當人類有一天回顧過去食用動物的行為，就如同我們通往人性的道路上必須克服的另一個障礙」（第186頁）。
物種歧視與女性主義之間的理論和成因有顯著的關聯。Donovan 和 Adams（1995）寫道：「我們支持基變女性主義的論點，即幾乎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中的男性主宰並貶低女性的模式，是許多其他虐待形式的原型，不過我們也懷疑這種原始的統治模式並不存在於人類對動物的宰制之前，而是仿造人類對動物的宰制… 女性不應該否認自己與動物的歷史連結，而要忠實於它們，因為女性跟動物，連結著我們的，不只是幾世紀以來受到的類似傷害，也因為牠們 — — 如我們一樣，常被物化為他者 — — 是值得照護、尊重，甚至尊敬的對象，值得被當做神聖一般的看待。 」（第7頁）。Dunayer（1995）認為語言學上的性別歧視源自於物種歧視。Birke（1994）描述了科學中動物實驗與女性物化之間的關係，Adams（1995）闡述了虐待動物和虐待女性之間的關係。其他有關動物權利的問題，例如狩獵（Comninou，1995年； Kheel，1995年），屠宰場的野蠻行為（Adams，1990年）和家畜的待遇（Davis，1995年），也曾被拿來討論對女性的強暴、歧視和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剝削。
結論 （Conclusion）
由於 NASW 倫理守則未提及人類以外的任何物種，因此將反對物種歧視的論點納入社會工作專業的提議非常重要，因為它需要我們重新思考或至少更深入地思考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尤其是以生態社會工作（ecological social work）為重點的的課程，可以鼓勵學生考慮食物的來源及其對環境和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對象的影響。社會工作專業應鼓勵其學生、教育者、學者和實務工作者了解與對待動物有關的議題，環境的、政治的和經濟方面的議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可以研究本文章中的參考文獻，並可以聯絡國際動物權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nimal Rights）、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通稱PETA）和動物聯合行動等組織（United Action for Animals）。在思考了對待動物的突出議題之後，社會工作者可能會改變其個人行為，從而影響整個世界。Berger（1995）寫道：「想想現代方法所生產的道地牛排就代表了一加侖汽油的消耗… 美國人只要稍微減低食用動物蛋白的量，將對土地、水和空氣質量產生有益的影響」（第442頁）。那些消除對待動物領域中不公正現象的社會工作者們，可以主張改正這種情況以改善生態環境，會逐漸改善服務，因為我們都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對抗物種歧視可以增加到社會工作專業的社會福利問題列表中，基於生態的實踐模型可以包括物種歧視和動物權利問題。
這個評論當然尚未獲得解決，甚至還未處理到所有與社會工作和物種歧視的相關問題。例如，許多重要的問題涉及對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尊重與理解，以及特定領域中動植物與人類的相對價值，如醫療實驗。但是，作為社會工作者，從倫理、道德和實踐意義各方面來說，我們有義務至少思考我們如何對待自己以外的物種，至少 Jane Addams 就曾經做到了。■
註解
[1] Speciesism，按《動物解放》（1996）的中文版，翻譯為「物種歧視」。
[2] 原文為「…from following in the wake of a chariot of philanthropic fire, I had been tied to the tail of the veriest ox-cart of self-seeking…」是指像四馬戰車般神聖的慈善工作和牛車般落後的自私自我追尋，為了不讓讀者困惑省略了戰車/牛車的比喻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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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所列相關組織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nimal Rights, 965 Griffin Pond Road, Clarks Summit, PA 18411, Tel: 717- 586–2200.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501 Front Street, Norfolk, VA 23510, Tel: 757–622–7382. United Action for Animals, P.O. Box 635, Lenox Hill Station, New York, NY 10021, Tel: 212–249–9178.
Original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26, 1998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October 15, 1998 Accepted November 13, 1998
Original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26, 1998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October 15, 1998 Accepted November 13, 1998